杏林耕耘 朝华夕拾——我的中医生涯
宋祚民（1925～），北京市人。幼读私塾10年，奠定治学基础；痛感庸医误人，15岁立志从医。1944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系京华名医孔伯华先生嫡传弟子，于1946年在中央考试院考取中医资格。为北京市第一批名老中医专家，国家第三批带徒名老中医专家。杏林耕耘60余载，在中医理论、临床、教学诸方面均有建树。擅治温热时令病、血液病、心肌炎、肾病、中风、肺炎、脑炎、厌食等内、妇、儿科各种疑难杂证。著作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宋祚民经验集》、《宋祚民医案集》。参主编著作有：《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小儿血液病学》、《乙型脑炎证治手册》、《大脑发育不全》、《孔伯华医集》等。在《中医杂志》等医学专刊、报纸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讲座30余讲。1958年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执教，为北京第二医学院客座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科委燕京医学院高级研究员。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儿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医院儿科主任、北京中医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医疗质量管理专家组专家、北京中医研究所顾问、《北京中医》杂志编委、《中级医刊》特邀编审、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儿科委员会顾问、北京中医学会顾问。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医术传承有续，能否发展弘扬事关重大。杏林耕耘60余载，所学为沧海一粟。回顾历程，点滴体会，愿与同道共勉。
【立志从医】
1937年我刚13岁，母亲突然患病去世。母亲患的是急性痢疾，并非不治之症，但由于缺医少药，求治无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人间。
母亲故后不久，我心灵上的创伤尚未愈合，不幸又遭横祸，将腿骨摔伤，卧床难动。父亲请来一位江湖医生为我调治，他用未经消毒的大铁针扎入我的膝盖骨内，致使针眼化脓，伤势益重，最后其逃之夭夭，我的左腿却留下了终身残疾，真是“庸医杀人不用刀”啊。庸医假药，害人误己，尚有天良，切不可为。此二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为我日后涉足医途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医先贤甚多，神农尝百草，以身试毒，辨别药食，为人留福。故从医者，须具仁心立恒志以技济人，否应另择他途。
1939年，我读完10年私塾，具备了文化基础，把想学医的念头说给了父亲，第二年（1940年）我便被送进了北平国医学院学习。自此，我立志认真学习，力求博览群书、精通医理，成为一个具有济世扶危之术、仁人孝子之心的明医。
【国医学院】
北平国医学院是我国近代较完善的一所私立中医教学机构。她正式创建于1930年，结束于1944年，历时15个春秋，共开设过11个班级，先后培养造就出内科、外科、妇产、小儿、针灸、正骨以及药物、按摩等各类中医药人才700多名，为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医药遗产，作出过十分有益的贡献。数十年来，该学院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大多数人已成为当今医坛骨干，有的还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专家名流。
这所国医学院是跻身“四大名医”之列的萧龙友与孔伯华两位先生倡议主办的。建院之后萧任董事长，孔任院长。我是该院最后一班（第十一班）毕业生。
1929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做出了“取缔中医”的荒唐决议，并准备实施，激起了中医中药界人士及广大民众的公愤。孔伯华先生作为北平中医中药界的请愿团团长，率队南下，向南京政府请愿。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通过这次请愿斗争，孔伯华先生深感中医中药事业岌岌可危。尽管它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但当局一旦运用行政手段，便可能被取缔，要想保存和发展中医事业，必须加紧培养人才，大力壮大队伍，提高人员素质。为此，他与萧龙友先生商定，在北平合办了这所私立国医学院。孔先生是位讲实际的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得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医生。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操办这所中医学院，把自己几乎4/5的诊费收入用在办学事业上，而且十多年如一日，直至国医学院告散为止。
我上学时，孔伯华先生每日应诊之余，便亲临学院理教，不仅参加制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而且亲自四处奔走，约请著名中医来院任课。曾在学院任过教的专家名医有：瞿文楼，主讲儿科；姚季英，主授妇科和诊断学；周吉人，专讲《内经》；安干卿，任教《难经》；陈慎吾，讲授《伤寒》；赵树屏，讲授《医史》；宗馨吾，任教《金匮》；张菊人，任教《温病学》；孟庆三，专讲药物；焦会元，施教针灸；孔仲华，教授古典文学和中医常用术语等。这些先生们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社会知名人士，所以课徒授业无不游刃有余，加之学生们大都求知欲很强，故而学习成绩普遍良好，效果颇佳。
1944年，侵华日军妄图强迫中国的医院人员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国医学院办到第十一期时，日本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要孔伯华先生交出国医学院，归伪政府接管，孔师大义凛然，拒绝听命，宣称：“余以兢营十五年之学业，不欲委之外人。”从而忍痛解散了这所学校，被人们一时传为佳话。
【从师深造】
恩师孔伯华先生是一位医德高尚、医道深邃、医理渊博、医术精良的当代名医，他不仅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医疗作风严谨，在辨识病症、因疾下药方面有独特建树，对温病学的研究更是高人一筹。为此深得群众推崇，与萧龙友、汪逢春、施今墨同被誉为“四大名医”。
我在国医学院时常听恩师讲课，毕业实习又随师秉笔抄方，后来独立工作，每遇疑难病症仍常去登门求教。久而久之，对恩师的医德、医道、医理、医术以及身世家旷，聊有所知。
恩师长期钻研中医传统理论，并注重结合实践，他常教诲弟子们说：“观书者当观其意，慕贤者当慕其心。”（语出唐人刘禹锡《辨迹论一首》）他反对唯古是好和泥古不化。他没有门户之见，常告诫弟子们要博采众长，唯贤是取，不可浅尝辄止。他说：“寡取易盈，好逞易穷，弩钝之材也。”（语出宋人岳飞《良马对》）意思是说，刚学到一点本领就满足，刚能辨认疾病就逞强，这是最没有出息的人的行为。
恩师非常推崇医家徐灵胎的《同病人异论》一书，并对徐氏辨证论治、灵活施药的科学理论，作了相当精辟的解释。他本人就是辨证施治的典范，经他诊治的患者，大多效果显著，有的甚至是药到病除。
恩师对病人十分同情体贴，凡登门求治者，无论地位高低、财资厚薄、老叟黄童、轻病顽疾，他都精心调治，一丝不苟。尤其对家境贫寒的患者，非但不收诊费，有时还倒付药资。新中国成立前经恩师治愈的患者中，有达官贵人，也不乏贩夫走卒；建国后求恩师诊治的患者中，有中央高级首长，但更多的则是普通工人农民。
蒙恩师孔伯华先生垂爱，收留我在他的医寓里实习抄方，侍案深造，每日亲聆恩师教诲，深受耳提面命之益，使我终身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