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中发扬 在发扬中创新——论名医之路三阶梯 刘弼臣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 理事 刘弼臣
【作者简介】
刘弼臣（1925～ ），江苏省扬州市人。中学毕业时，因日寇侵华而辍学，14岁时拜孙谨臣为师。取名弼臣，取“治世以文，弼亮之臣攸赖”之义。以“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训，踏上“苦寻医术，济世活人”的漫长道路。进入上海复兴中医学校后，曾问业于时逸人、陈存仁、程门雪、奚晓岚、徐晓圃、钱今阳、章巨膺等数十位中医名家，于是汇众贤之所长，学功日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原籍业医，1956年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第一期师资班深造，参加南京讲师团进行编写教材、试讲、授课等一系列训练。1957年奉调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先执教方剂教研组，继在附院儿科从事医教研工作。1979年被确定为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师承教学导师，是国家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也是国家教委确定的全国首批终身教授之一。曾任中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编委会委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中医儿科科研成果评审会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顾问。曾当选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及科教文卫体委员，北京巿人大代表会议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儿科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分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中医药学是东方文化的遗产和瑰宝，在与人类共同存续的几千年中，中医药学以其独有的贡献，在全球受到日益关注。随着现代科学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医药学既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要面对愈来愈多的严峻挑战。中医药学为何仍能屹立在东方大地，显示出它的突出优势，则完全体现在临床疗效上。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这一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培养和涌现出大批名医，逐步解决世界上医药方面的诸多难题，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继承、发扬、创新是古今名医成功的三个阶梯，继承是基础，打好基础，才能在继承中发扬，在发扬中创新。
继承是基础中的基础
《礼记?儒行》云：“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明?王守仁尚云：“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继承是名医之路的第一阶梯，这是名医走向成名漫长道路的第一步，是基础中的基础。没有继承的基础，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发扬，对创新更是“莫知其乡”了。所以，一个中医药家必须奠定继承的基础，练好扎实基本功，掌握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在临床上犹如作战一样，才能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中医药学是以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主导，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辨证论治方式为诊疗，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它的特点是具有独特的理念思维、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和独特的临床疗效。
中医学认为，治疗疾病并不能以辨证为满足，既要辨证，又要辨病，由辨病再进一步辨证。虽然两者兼顾，但是又侧重于辨证。辨证论治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能辩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证候。因此，在临床治疗时，还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由此可知，中医治病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证”的区别。相同的证，用基本相同的治法；不同的证，用基本不同的治法，即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有利于中医辨证论治规范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这就是中医药学的理念，或说是基本模式或标准化，必须无条件地继承，如果脱离了这些，就根本不是一个中医药家。例如戏剧中的京剧，它的板式是西皮和二簧，如果走腔跑调，就不是京剧了。试想一名中医工作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没能按照中医的基本理论、基本特点，没有整体观念，没有辨证论治地来诊治疾病，岂不是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治好疾病吗？其结果必将误入歧途，自毁家门。
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
“历来治古书者，造端于善信，而成功于善疑。不善信则涉猎不专，不善疑则茫昧而失实。”（《金匮发微》许半龙序）在继承中发扬，在发展中继承，这是名医之路的第二个阶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是发扬必须继承，继承为了发扬，继承是基础，是成才之本，发扬是前进，有前进才有所创新。如果只讲发扬，而不重视继承，那是舍本求末，从何谈起发扬呢？反之，只讲继承而不重视发扬，那就只能在原地踏步不前，把历史引向倒退，也就无从谈起创新了。故清?顾仪卿在《医中一得》中有“凡读古人书，应先胸中有识见，引申触类，融会贯通，当悟于书之外，勿泥于书之中，方为善读书人”之论，形象地说明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下，经过长期的医疗经验的总结，以及古代自然科学的渗透，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内》、《难》、《本草》、《伤寒》、《金匮》等相继问世，这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从社会发展方面、医学著作方面、师承传授方面、临床医疗方面以及个人勤奋方面，都可以看出历代的医学名〖JP2〗家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中医药学作出伟大贡献和加以发扬的，正如清?〖JP〗刘奎所云：“无岐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应，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证不备。”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继承的广博与意义。
（一）名医与师承的关系
唐?韩愈《师说》云：“古之学者必有师”，故宋?欧阳修有“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之论。俗云：“名师出高徒”或“名医出高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承对培养专业人才的积极有效作用，通过名医的言传身教或点拨，无论是直接师承或间接师承，都是培养中医人才的有效途径。例如扁鹊从师于长桑君，张仲景从师于张伯祖，南北朝的徐之才六代出了11个名医。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名家的出现和学派的形成，无一不是先继承后发扬。发扬必先继承，有了继承，才能发扬，继承是基础，发扬是发展，没有继承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怎能谈得上所谓“发展”、“发扬”。综观我国金元时代四家学派的渊源，刘河间以倡“火热论”著称，其“火热论”是在《素问》病机19条中大都以火热为病的基础上创立的，他从表和里两个方面，运用寒凉泻火的一套方法治疗火热痛，被称为“寒凉派”，影响深远。后世发挥为“六气皆能火化”，并为温病治疗提供了启示。张子和以力主祛邪，而用攻法著称，是受了河间学说的影响，故善用汗法，开玄府而邪去；吐法除宿食而涌风痰；下法除陈莝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张氏十分强调治病要以攻邪为先务，只有祛邪务尽，才能使“邪去而元气自复”，被称为“攻下派”。实质上他和刘河间的清解宣透、表里双解，都属于祛邪泻实的范畴，也是和《素问》所云“盛者夺之，汗之下之，随其攸利”的理论是一致的。李东垣以倡“内伤脾胃百病丛生”，并形成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内伤学说”而著称。由于当时社会环境不安定，因精神刺激、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温不调等因素引起的疾病甚多，使人元气耗伤，他在《素问》“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理论指导下，同时受张元素脏腑病机学说的启示，创立了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方法，被称为“补土派”，而为后世“易水学派”的先导，影响极为深远。朱丹溪以倡“阳有余阴不足论”而著称，该论点是在“相火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他认为“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以及“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故善用滋阴降火之剂，被称为“养阴派”。这是丹溪综合河间、东垣诸说而提出的，由于丹溪学医于罗知悌，罗为河间的再传弟子。因此，丹溪在学术上是师承河间之说的，河间虽然指出了火热致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但对易感受火邪伤人元气的内在因素，缺乏明确阐述。丹溪的相火论恰巧对河间的“火热论”和东垣的“元气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可见金元四家在学术上的发展，尤其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为学派的形成创造了六条标准：第一是师承有自，源流清晰；第二是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第三是论点明确，风格独特；第四是经医学实践，社会公认；第五是有代表著作，流传后世；第六是培养传人，延续发展，成为后世流派纷呈的楷模。再如清代的叶天士，他深究医学，闻人之所长，即师事之，十年内先后从十七师，故其理论经验特别丰富，在《温热论》中他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短短的几句话，却道出了温病的受病途径和传变。温病的病理变化，在卫、气、营、血等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叶氏对此有很深的认识，因此他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治法上他提出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原则，在中医治疗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但是，在叶氏之前，张凤逵曾著有《伤暑全书》，喻嘉言关于温疫有以“逐秽为第一要义”的理论，张石顽有“伤寒由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的理论，以及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中的有关立论等，这些都对叶氏的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