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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耕耘 朝华夕拾——我的中医生涯
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中华中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顾问 宋祚民
【作者简介】宋祚民（1925～ ），北京市人。幼读私塾10年，奠定治学基础；痛感庸医误人，15岁立志从医。1944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系京华名医孔伯华先生嫡传弟子，于1946年在中央考试院考取中医资格。为北京市第一批名老中医专家，国家第三批带徒名老中医专家。杏林耕耘60余载，在中医理论、临床、教学诸方面均有建树。擅治温热时令病、血液病、心肌炎、肾病、中风、肺炎、脑炎、厌食等内、妇、儿科各种疑难杂证。著作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宋祚民经验集》、《宋祚民医案集》。参主编著作有：《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小儿血液病学》、《乙型脑炎证治手册》、《大脑发育不全》、《孔伯华医集》等。在《中医杂志》等医学专刊、报纸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讲座30余讲。1958年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执教，为北京第二医学院客座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科委燕京医学院高级研究员。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儿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医院儿科主任、北京中医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医疗质量管理专家组专家、北京中医研究所顾问、《北京中医》杂志编委、《中级医刊》特邀编审、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儿科委员会顾问、北京中医学会顾问。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医术传承有续，能否发展弘扬事关重大。杏林耕耘60余载，所学为沧海一粟。回顾历程，点滴体会，愿与同道共勉。
立志从医
1937年我刚13岁，母亲突然患病去世。母亲患的是急性痢疾，并非不治之症，但由于缺医少药，求治无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人间。
母亲故后不久，我心灵上的创伤尚未愈合，不幸又遭横祸，将腿骨摔伤，卧床难动。父亲请来一位江湖医生为我调治，他用未经消毒的大铁针扎入我的膝盖骨内，致使针眼化脓，伤势益重，最后其逃之夭夭，我的左腿却留下了终身残疾，真是“庸医杀人不用刀”啊。庸医假药，害人误己，尚有天良，切不可为。此二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为我日后涉足医途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医先贤甚多，神农尝百草，以身试毒，辨别药食，为人留福。故从医者，须具仁心立恒志以技济人，否应另择他途。
1939年，我读完10年私塾，具备了文化基础，把想学医的念头说给了父亲，第二年（1940年）我便被送进了北平国医学院学习。自此，我立志认真学习，力求博览群书、精通医理，成为一个具有济世扶危之术、仁人孝子之心的明医。
国医学院
北平国医学院是我国近代较完善的一所私立中医教学机构。她正式创建于1930年，结束于1944年，历时15个春秋，共开设过11个班级，先后培养造就出内科、外科、妇产、小儿、针灸、正骨以及药物、按摩等各类中医药人才700多名，为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医药遗产，作出过十分有益的贡献。数十年来，该学院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大多数人已成为当今医坛骨干，有的还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专家名流。〖JP〗
这所国医学院是跻身“四大名医”之列的萧龙友与孔伯华两位先生倡议主办的。建院之后萧任董事长，孔任院长。我是该院最后一班（第十一班）毕业生。
1929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做出了“取缔中医”的荒唐决议，并准备实施，激起了中医中药界人士及广大民众的公愤。孔伯华先生作为北平中医中药界的请愿团团长，率队南下，向南京政府请愿。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通过这次请愿斗争，孔伯华先生深感中医中药事业岌岌可危。尽管它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但当局一旦运用行政手段，便可能被取缔，要想保存和发展中医事业，必须加紧培养人才，大力壮大队伍，提高人员素质。为此，他与萧龙友先生商定，在北平合办了这所私立国医学院。孔先生是位讲实际的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得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医生。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操办这所中医学院，把自己几乎4/5的诊费收入用在办学事业上，而且十多年如一日，直至国医学院告散为止。
我上学时，孔伯华先生每日应诊之余，便亲临学院理教，不仅参加制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而且亲自四处奔走，约请著名中医来院任课。曾在学院任过教的专家名医有：瞿文楼，主讲儿科；姚季英，主授妇科和诊断学；周吉人，专讲《内经》；安干卿，任教《难经》；陈慎吾，讲授《伤寒》；赵树屏，讲授《医史》；宗馨吾，任教《金匮》；张菊人，任教《温病学》；孟庆三，专讲药物；焦会元，施教针灸；孔仲华，教授古典文学和中医常用术语等。这些先生们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社会知名人士，所以课徒授业无不游刃有余，加之学生们大都求知欲很强，故而学习成绩普遍良好，效果颇佳。
1944年，侵华日军妄图强迫中国的医院人员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国医学院办到第十一期时，日本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要孔伯华先生交出国医学院，归伪政府接管，孔师大义凛然，拒绝听命，宣称：“余以兢营十五年之学业，不欲委之外人。”从而忍痛解散了这所学校，被人们一时传为佳话。
从师深造
恩师孔伯华先生是一位医德高尚、医道深邃、医理渊博、医术精良的当代名医，他不仅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医疗作风严谨，在辨识病症、因疾下药方面有独特建树，对温病学的研究更是高人一筹。为此深得群众推崇，与萧龙友、汪逢春、施今墨同被誉为“四大名医”。
我在国医学院时常听恩师讲课，毕业实习又随师秉笔抄方，后来独立工作，每遇疑难病症仍常去登门求教。久而久之，对恩师的医德、医道、医理、医术以及身世家旷，聊有所知。
恩师长期钻研中医传统理论，并注重结合实践，他常教诲弟子们说：“观书者当观其意，慕贤者当慕其心。”（语出唐人刘禹锡《辨迹论一首》）他反对唯古是好和泥古不化。他没有门户之见，常告诫弟子们要博采众长，唯贤是取，不可浅尝辄止。他说：“寡取易盈，好逞易穷，弩钝之材也。”（语出宋人岳飞《良马对》）意思是说，刚学到一点本领就满足，刚能辨认疾病就逞强，这是最没有出息的人的行为。
恩师非常推崇医家徐灵胎的《同病人异论》一书，并对徐氏辨证论治、灵活施药的科学理论，作了相当精辟的解释。他本人就是辨证施治的典范，经他诊治的患者，大多效果显著，有的甚至是药到病除。
恩师对病人十分同情体贴，凡登门求治者，无论地位高低、财资厚薄、老叟黄童、轻病顽疾，他都精心调治，一丝不苟。尤其对家境贫寒的患者，非但不收诊费，有时还倒付药资。新中国成立前经恩师治愈的患者中，有达官贵人，也不乏贩夫走卒；建国后求恩师诊治的患者中，有中央高级首长，但更多的则是普通工人农民。
蒙恩师孔伯华先生垂爱，收留我在他的医寓里实习抄方，侍案深造，每日亲聆恩师教诲，深受耳提面命之益，使我终身难忘。
初试锋芒
1945年，我在孔师医所实习抄方时，我妻子娘家的一位亲戚突患脑炎，托人捎来口信要我速去看看。我到他家时，患者病势垂危，已穿好寿衣，停放榻上。家人说其已昏迷3日，水米不进。经我观察，发现其面色如土，双目紧闭，脉搏极其微弱，呼吸时断时续，用手指掐按人中穴，毫无知觉，呼叫半天更无反应。这病确实棘手，但作为医生，应千方百计予以抢救。我想起，实习期间有次随孔师会诊，患者也是脑炎，不省人事数日，二便失禁，双目对光反射全无，其危重程度与眼前这位亲戚毫无区别。当时鉴于病人昏迷，不但服药不进，对针刺也全然麻木，孔师决定用新鲜西瓜汁化溶安宫牛黄丸给患者灌入，以起到芳香开窍、清热解毒的作用。药灌入后病人果然微睁双眼，开始清醒了。接着孔师又用生石膏、鲜九节菖蒲根、银花、连翘等数十味中草药搭配调治，几天后患者竟起死回生，病愈出院，上班工作了，而且未留下任何后遗症。想到此，我便试着用这个方子调治，后来这位亲戚也奇迹般地痊愈了，未留任何后遗症。
我的这次初试锋芒被附近的街坊邻居们交口相告，却说名师出高徒，不愧是四大名医孔伯华的传人。于是不断有人求我治病，日久天长自己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诊病和治病的经验。但遇有繁复或少见的疑难病还不敢应治，每每都得求教于孔先生，先生始终有求必应，甚至手把手地帮我治疗，向我传经。这为我日后独立悬壶应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悬壶应诊
1946年，我参加北平考试院举行的特种中医师考试，取得了合格证书，从而有资格正式悬壶应诊，走上了独立工作的道路。我跟孔师的时间较长，耳濡目染，亲传嫡授，掌握恩师的医技稍多一些。由于我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所以开业行医后，每天走家串户，风尘仆仆，也不觉苦。再加上受恩师济危扶困行为的影响，自己为贫苦患者送医上门，自觉很坦然，有时遇上十分清贫的患者，也曾免收诊费或倒贴些药资。一个隆冬腊月的深夜，北郊索家坟有位急性腹痛吐泻的患者虚脱昏迷，病势危急，上〖JP2〗医院看病无钱，交通又不方便，其家属匆匆跑来敲门求医，我一听立即相随而去。天黑风大，道路凹凸不平，无法骑车，我绕过地雷区，又越过两道冰河，才到了患者家，经过救治，这位急病患者终于痊愈。这件事使我深有感触，但那时不过是凭着良心行医罢了。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明确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观念，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不断组织开业医生学习，才使我逐渐提高了觉悟。不过那是后话了。
欣逢盛世
由于旧中国不重视人民健康，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1950年和1951年，北郊农村流行的各种传染病较多，尤其在冬季，小儿麻疹合并肺炎发病非常多。这种病现在看来不算太危险，但在当时死亡率很高，对儿童健康威胁甚大。当时防病治病的医疗网点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我就每天送医上门，晚上回来还参加政府组织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这样，我不仅在政治觉悟上有很大提高，而且还比较准确地摸索到一些预防和治疗小儿麻疹合并肺炎的规律。那时，我的工作不分上下班，也没有节假日，每天顶风冒雪地奔走于患儿家中，因此受到患儿家长们的赞誉，也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肯定，被北郊十四区政府指定为卫生委员会委员，后来还被保送参加了中央卫生部主办的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和西医预防医学班的学习。这两次学习除了使自己的中医知识有所丰富外，还使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西医的理论与诊治经验，初步认识到西医的科学性与优越性，掌握了一点西医诊断手段。学习结束后我被聘任为北郊区公安分局嘱托医生。
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政府开始对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进行集体化的改造。当时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组织起德胜门联合诊所，并被同行们推选为所长。1956年，首都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我被特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还受到了卫生部门的表彰。
1958年，我奉调到积水潭医院担任中医师，开始在国家的医疗机构中任职，后来调到北京中医院附设中医学校，任温病学和儿科学教师。“文革”开始后，我又调到北京中医院专看儿科门诊兼顾病房会诊。1978年，我被提升为该院儿科副主任，1981年晋升为儿科主任，1983年被评为副主任医师，1987年升为正主任医师。
我的进步成就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关，若不欣逢盛世，我将一事无成。
辨证论治
孔伯华老师毕生恪守辨证论治与因病施药两条原则。我在他的影响与教导之下，严循师志，也悟到了其中的某些道理。
1962年，我应邀去天坛医院会诊，患者是一名刚满6岁的吴姓女孩。家长述清晨5点左右发现孩子突然昏迷，接着出现喷射性呕吐，双目紧闭，嘴唇青紫。8时许送到医院，患者在路上已停止了呼吸。急救室赶忙进行抢救，11时左右患儿浑身皮肤发青，脉搏基本停止跳动。经脊髓化验确诊为乙型脑炎并脑疝。当时医院凡能使用的抢治手段，全都使用上了，仍未能使患儿脱险。家长见状，痛哭失声，医生对此也叹无良策。我查看病情之后，觉得患者似乎还有抢救过来的可能。中医认为，“多病无元身，久病无元气”，元气乃生命之本。这个小患者既非“多病”又非“久病”，加上童稚之年生机盎然，元气未失便有可能促其生机。目前的状况只是脑功能障碍所致。中医学上管脑叫“髓海”，脑对全身神经系统有主导作用。这位小患者的呼吸停止与昏迷，都是“髓海”功能失灵所致，要想使之复苏必须直接作用其髓海。给药已无可能，针刺或可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果。我想起人体后面主管心动和呼吸的中枢穴位“脑户穴”，此穴历来被医家视为禁区，不可擅动。但是我想，眼下患者已停止呼吸数小时，不能安常守故了，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即辨证论治。于是我征得家长同意，大胆地从患儿脑户穴下针抢治。针深至1寸时，患儿突然深呼吸了一下，接着我用捻针法连续刺激。行针1分钟后患者呼吸了2次，继续捻针，并上下反复刺激，呼吸逐渐恢复，1分钟由2次增加到4次、6次……心动也开始加强加快，1分钟由1次增加到5次、10次，直到正常。此时，小女孩神志虽略有清醒，但双眼仍然微闭，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当天，我接着应用九节菖蒲、川郁金、藿香、佩兰、局方至宝丹等数十味中药，给患儿煎服或冲服，以后又不断变换剂量，患儿终于由昏迷转为清醒，后来病愈出院未留任何后遗症。第二年上学念书，其智力与一般儿童无异。家长对此感叹不已，特意给我送来一面锦旗，以表示感谢。
通过这个病例我认识到，对前人的经验应该继承和遵循，但更应该发扬，发扬才是最好的继承。一味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使传统失去光彩，这是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
巧诊疑难
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被邀去外院或外地参加会诊，曾先后去过北医一院、北医三院、陆军总院、卫戍区医院、空军总院、天坛医院、朝阳医院、友谊医院、积水潭医院、铁路医院、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以及711医院、713医院、第一及第二传染病医院和酒仙桥职工医院等处，还去过外地与本市郊区的一些医院进行会诊治疗或讨论病案。这些会诊和讨论，大都针对疑难病症、顽症或危急病症。通过实践，我深深体会到，认清、认准病症便能使中医中药对某些不治之症起到神奇疗效，诚如先师孔伯华所言：“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
1985年，北医三院患儿王某，出生刚50天，体重只有2kg，患小儿肺炎并发霉菌性肠炎，经多方抢救仍奄奄一息。我去会诊时，患儿在暖箱内输氧输液，骨瘦如柴，面黄如纸。医院和家长都认为希望不大。我诊断后也确感棘手，患儿太小，病势太重。我先给他调养脾胃，固气止泻，保住后天之本，然后经过几次中药灌服，终于使其痊愈出院，这件事曾在医院内外引起一时轰动。
1988年初，有一患儿牟某，每天抽搐、傻笑、两眼发直，语言严重障碍，两手毫无握力，吃饭不知饥饱，经一家市属医院脑神经科诊断为婴儿痉挛症，CT检查确定为脑萎缩。此病当今国内外尚无良好方法治疗，只能用些镇静药物，但多无疗效。我接诊这位小患者时，他不会站立，不会说话，双目呆视，手稍冰冷。经慎重思考后我认为，此病应先镇肝息风、醒脑安神，佐以芳香通络，然后再养血行瘀。所以用生石决明、白蒺藜、钩藤、僵蚕、生鳖甲、鸡血藤等10多味中草药调治。服药几次后患者抽风次数减少，继而抽风停止。再继续服药一月后，能自己拿东西和短时间站立。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患者开始能迈步走路，并咿呀学语，而后不但会叫爸爸妈妈，而且脑电图检查结果也表明，脑功能已恢复近于正常。因为中外医学界对此病都无良方医治，所以能有此效果也算是一件奇迹吧。
当前，小儿白血病、心脏病、血小板显著减少性紫癜、血友病等，都被视为顽疾，甚至是不治之症，用中医药治疗这类疾病，有的确实效果不错。我接治过不少这种患者，其中数十例效果良好，有几例彻底痊愈，经医院化验检查恢复正常。12岁的患者郭某，小便带血，浑身出血斑，经用中药治疗后痊愈。另外，对于治疗鼻衄、齿缝渗血、眼底出血、咯血等病证，中医中药也都有较好的办法。
运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疗现代疑难病，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多年临床实践过程中，我总结出一套完整的中医论治思路，如巨细胞病毒性脑病（每晚抽风，视力障碍），治以柔肝息风，开窍除痰；帕金森氏病（全身颤抖激烈，饮食困难），治以填补真阴，潜阳柔肝，镇肝息风，从痿躄论治；病毒性脑炎后遗症（神志不清，情绪激动，失眠烦躁），治以利清窍开痰浊，通脑络化瘀滞。余疑难杂证，不再一一列举。
教学相长
为了使祖国的传统医学代代相传，不断发展，我很愿意把自己的医理医技传授给年青一代，因此欣然接受了领导的安排，在应诊之余课徒授业。
我曾为西医学习中医进修班第一、二期的80多名医疗骨干讲授温病学，并带领他们临床实践；还受聘为北京第二医学院先后6个班的学生长期系统地讲授中医学概论（自编讲义）；为北京市郊区县中医脱产进修班讲授中医诊断学；为北京市名老中医著作研究班讲授温病课；为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主办的儿科进修提高班讲授临床课；为52111部队、陆军总医院及本院（市中医院）举办的历届中医进修班讲授儿科及温病学课等。此外，我还曾应邀去吉林、辽宁、内蒙、山西、河北、河南、安徽等地讲学。
通过讲课，不仅传授了自己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且博涉了同辈的某些成就，无形中增长了自己的知识，从而充实了临床操作的内容，有利于帮助自己进行中医科研工作，这正是临床、教学、科研三结合的理想办法。几年来，我从三结合中似乎尝到了某些甜头，深悟到，没有教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进行科研往往困难甚大，乃至一事无成。
根据临床体会，我发现一些小儿常见疾病，如发热、腹泻等，如今有的竟成了疑难病，过去治疗时大多是药到病除，而今却是久治不愈，甚至药量增加到几乎与成年人无异，仍收效甚微。我认为这主要是人体逐步产生了抗药性的结果。鉴于此，我和同伴们一起，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合作研制、改进了一些药剂，如小儿平热散，止泻散，厌食剂，悦脾散，心肌炎Ⅰ、Ⅱ、Ⅲ号，治疗血液病的生血糖浆，育血Ⅰ、Ⅱ号等。这些品种在过去我国传统的中药成药中大都没有，经临床使用后效果满意，有的还被列入药典投入生产。其中育血Ⅰ、Ⅱ号在《小儿血液病》杂志刊登以后，引起了专家们的广泛关注，患者使用后普遍反映效果良好。止泻散在中华全国中医儿科学会展览后，一些老专家们甚是关注，各地广泛采用后，大都认为效果满意。厌食剂研制出后，我自己临床应用1000余例，患儿家长纷纷来信反映效果显著。这些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填补了我国中成药的部分空白。为研制这些新成药，我翻阅了不少医籍，并根据当今儿童的体质特点、生活习性、饮食结构等诸多情况，结合自己的临床观察与摸索，反复进行试验。然而仅我一人之力，完成不了这项工作，成绩应归功于大家，这是我和我的同伴们通力合作的结果。
专攻血疾
当今，小儿血液病既是多发病又是疑难病，我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已有数十年历史，逐步摸索到了一点规律。血小板减少、小儿心肌炎、先天性心脏病等，经过中药治疗后大多数效果理想。个别小儿血癌患者，经用中药治疗后，不少人症状减轻，有的竟至症状消除，血象化验恢复正常。例如患血小板减少的儿童曹某等数人，均经为期3个月的中药治疗，全部恢复正常。患血友病的马某，经治疗后彻底痊愈，一直未再犯，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并结婚育子，其子血象正常，身体健康。
北京中医院曾开设小儿血液病治疗专台，由我主诊。数年间应诊者门庭若市，接顾不暇。更多的临床实践为我继续深入探讨小儿血液病的治疗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几年我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白血病方案的探讨》（见1983年1月《山东医学》杂志）、《血液病治疗撮要》（见1986年3月《北京中医》杂志）、《小儿心肌炎的辨证论治》（见1985年3月《辽宁中医》杂志）以及《风湿性心脏病心房颤动伴雷诺综合征》（见1987年3月《北京中医》杂志）等专题论文。这些专论多从较新或全新的角度，探讨并阐述了中药治疗血液病、心脏病的心得体会，尽管它是初步的，抑或说是不很成熟的，但对科研总算是作了一点贡献，使我聊感欣慰。
1984年，我被评为北京市科协积极分子，受到表彰。《血液病治疗撮要》一文获得北京市中医学会论文一等奖。2000年，我撰写的内科血液系统疾病篇《血友病》一文在《中华医学论文集萃》上发表。
点滴体会
1989年，我被评为北京市第一批名老中医专家，同年任北京中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0年，我被聘为北京市老中医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同年获得中国中医文化博览会授予的百名专家荣誉证书；2002年，我被选为“全国500名老中医”继续带教工作。迄今，我已行医60余年，在学医行医、课徒授业中有些心得体会，与诸君共勉。
读书破万卷，疗疾恰好准。业医当先读书，读书当择其善者，以不入邪路，可事半功倍。四部经典是医道之基础，其重点章节应能背诵原文，引经据典指导实践。初读可广而博，以后由博返约，择其精者读之，逐步走向专业。
读书必须结合临诊实践，将自己的体会与经典理论反复印证。儿科古称“哑科”小方脉，因患儿幼不能言，所痛不可自述，病情不易探测。“小儿脉微难见”，辨证较难，治疗亦难，用药权衡轻重尤难。
古人云：“有诸内必形诸外。”辨证虽难，但不外六端：表里寒热虚实。治表不犯其里，治里不伤其表，治寒能回其阳，治热顾护其阴，属一般常法；唯虚中挟实，实中有虚，表里皆病，则须详审无误。
望而知之谓之神，望、闻、问、切四诊以望为首。见其色知其病，曰明；按其脉知其病，曰神；问其病知其处，曰工；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素问?玉机真藏论》云：“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可见望神色形态的重要性。“赤色出两颧，大如拇指者，病虽小愈，必猝死。”《内经》云：“大气入于藏府者不病而猝死。黑色出于天庭、大如拇指、必不病而猝死。”“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为惊骇。”以上三段经文，我都在临床中验证过。其一为现代的爆发性心肌炎，其二为现代的肝硬化（中医称之为“单腹胀”），其三为现代的癫痫，相关病例全都治愈。前人在没有现代诊疗仪器的情况下，能够做出准确诊断，并做出预后猝死，甚令人赞叹，前人观察人体异常的变化，仔细入微，可谓洞察脏腑。故我认为，对于望诊应予以高度重视。
我在实践中共得经典妙用施治八法：提壶揭盖法、釜底抽薪法、逆流挽舟法、增水行舟法、育阴潜阳补脑充髓法、滋胃津益肾液降虚火法、截流固源法、开鬼门发汗洁净府利便法。
总之，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前人的经验，及时整理，并升华为理论。
我的每一项进步与成就都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教育、培养下取得的。党和国家给了我许多荣誉： 1986年，我获北京市卫生局颁发的“从事中医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1988年获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颁发的“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贡献”荣誉证书，1995年获北京市中医管理局颁发的“北京市老中医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2000年荣获北京中医药学会颁发的建会50周年“中医药工作贡献奖”奖杯，2003年获首都医科大学颁发的“从事中医教育工作30年”荣誉证书。
若不欣逢盛世，我未必能有所成就。如今虽然“鬓哀头似雪”，但尚有雄心志，还要“老骥耻伏枥，紧傍千里驹”，再为后人作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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